天道广大，无始无终，即表现于四时运行、万物生长，不是离开四时万物而别有所谓天地之体。

圣贤之学，由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辩而后笃行，则行者，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者也，非如彼之舍人伦日用，以无欲为能笃行也。但规律乃语其至，非原其本，就其至极而论，理不过是事物不可改变的必然性，但绝不是事物的本原。

然世道之为叔季自若也，生民之不治自若也，礼乐之不兴自若也，异端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。如果以为心出一意便可以定可否，那就是以心思强制耳目，这当然不能达到认识的目的。他指出：实学不明，言虽精，书虽备，于世何功，于道何补？所谓实学、真学，就是指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以及兵农、钱谷水火、工虞之类。如欲知礼，凭人悬空思悟，口读耳听，不如跪拜起居，周旋进退，捧玉帛，陈筮豆，所谓致知乎礼者，斯确在乎是矣。他提出举声色臭味，则盈天地之间者无或遗矣，虽然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，因为客观世界的物质及其属性是多种多样的，仅仅用声色臭味是不能包罗无遗的。

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。推之万理皆然，似稽文义、质圣学为不谬。在世界交往中当然要讲利益，但也要讲道义，讲仁爱，对弱势者更要如此。

仁是其内在精神，礼则是外部形式，二者是完全统一的。这是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一条出路。仁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所以然者，而且是人何以成为人的所当然者，仁是存在和价值的统一，也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。而是建立睦邻关系，增进友好往来。

世界历史也就发生了变化。全球化或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。

600年前的今天，即15世纪刚刚开始的明代初期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最先进的国家，也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。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别的，就是仁和礼。以儒家核心价值为指导的中华文化，与西方（近代）文化确实有很大区别。明朝的政治是皇权政治，皇权政治与儒家文化的关系，比较复杂，这里不谈。

儒家文化价值观，并不完全排斥一切利益，但是主张义利兼容，义中取利而利中求义，但它坚持义以为上而不是利益至上，更不是见利忘义。但他却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指导其行动，无论到哪里，包括到非洲的一些部落，都是以礼相待，广施仁德，以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儒家精神处理各种问题，因此获得了成功，受到各地人民的敬仰。后者则是一种所谓探险，凡是未到之处都要去，而在所到之处，则插上自己的旗帜，接着而来的，则是殖民地的掠夺与建立。它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，具有永久价值

这又是与功利目的分不开的。儒家文化价值观，并不完全排斥一切利益，但是主张义利兼容，义中取利而利中求义，但它坚持义以为上而不是利益至上，更不是见利忘义。

明朝初年，中国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，能制造出先进的船只，并有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，特别是有世界意识，因而能够航行远洋，了解世界，进行交流。霍布斯提倡功利主义，培根主张知识即权力。

郑和船队在海上打击、铲除海盗，平息苏门答腊的叛乱，就是这方面的例证。孔子所说的仁，是具有普遍性的，并不像有些人所说，是出于动物性的本能，或局限于家族范围内的等级伦理。科学技术就是知识的最大成果，它只能成为手段，其目的则是满足人的利益。后者则是一种所谓探险，凡是未到之处都要去，而在所到之处，则插上自己的旗帜，接着而来的，则是殖民地的掠夺与建立。当时的儒学已有进一步发展，宋儒大大推进了孔子的仁学。其主要目的是经济贸易与和平往来，毫无征服之心、掠夺之意。

人们在谈论多元对话与共生，甚至融合的可能性，这应当是可行的。以儒家核心价值为指导的中华文化，与西方（近代）文化确实有很大区别。

但二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。仁是建立人间与世界和谐的价值指导和理论基础，其实现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国一人，天下一家的万物一体境界。

[2]《打破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——专访英国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士程思丽》，《参考消息》2005年7月7日第15版。西方有两位哲学家，可能对西方近代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。

前者是一种和平之旅，意在经济、文化与政治交流。600年前的今天，即15世纪刚刚开始的明代初期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最先进的国家，也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。这些学说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体现了儒学对人的尊重，对人类的爱。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，从太平洋开始，穿越印度洋，直达非洲东海岸，历时28年，历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远洋航行，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贸易，范围所及，有半个地球之大。

全球化或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。但是，根据孔子的仁的学说，只要四海之外有人，就一定能实行仁德。

这说明，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开创世界新秩序的真正的和平之旅，郑和本人则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和平使者。他既不到处杀戮征服，也不着意传播儒家思想以改变原地居民的信仰，而是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。

随着中国的再次觉醒，它的意义应当重新得到认识。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一次开创性的和平之旅，所到之处，没有以强凌弱、以众欺寡，更没有掠夺别人的土地，作为殖民地。

明成祖朱棣当时明确地颁布不可欺寡，不可凌弱的手谕，提出内安华夏，外抚四夷，一视同仁，共享太平[1]的方略，以世界眼光实现对外开放，以平等态度对待各国各地区的人民，就体现了这一点。正是在利益原则的促动下，出现了海上文明与海上霸权。不仅在本地本国范围之内适用，而且要应用于本地本国范围之外。因为仁不仅是人间性的，而且是有关一切生命的。

这是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一条出路。但是，它实行的是对外开放国策，不是自我封闭的国策。

孔子早就有乘桴浮于海之说，又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。儒家认为，人类有共同的情感，有人的尊严，无论是哪个地区、哪种肤色的人，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关怀。

而是建立睦邻关系，增进友好往来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以儒家的礼仪和仁义为根本原则，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国家，对待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，建立一个礼尚往来的世界秩序，这才是值得重视的。